上半年廊坊市金融业增加值小幅增长

3．探索独立第三方查证外国法的机制 成立以高校研究院为主体、以实务界法律专家为辅的比较法或外国法研究机构，负责接收司法机关的委托就特定的外国法查证事宜提供意见，诸如此类的实践和探索已日趋普遍。

既然已有诸多学者在讨论本土问题时援引了辅助性原则，那么说明该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并不与我国现有理论与制度相排斥。联邦制国家已经向更强的中央集权制演变，而单一制国家则日渐向地方下放权力。

例如，在共享单车行业存在激烈竞争，市场机会获取至关重要。[6]也只有在这种动态竞争中市场才能保持活力。[34]因而，对此类分享经济作出良好规制的前提是厘清平台企业、供给方、消费者以及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毋庸置疑，此种想法通常是一厢情愿的。例如，2017年6月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便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要求网络运营者承担信息安全审查等义务。

[5]现实困境亦促使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台相应的规制措施。但同时，分享经济也引发了无序发展、逃避规制和负外部性等诸多乱象。[5] 2016年2月4日，国务院以国发〔2016〕13号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足见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当代汉语的一个新语境。

护理费（二级）800、护理费（一级）1100、护理费（专护）面议。[13] 参见李志妤：《日本长期照护保险法制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3硕士论文，第13页。居家养老，对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现实而言，以及对于中国家庭养老传统而言，更为契合中国国情。内容摘要：我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中部分失能失智的老人需要长期照护

第一、监察的对象除了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到底还包括那些人员？按照对监察法的整全解释，笔者认为从理论的逻辑而言，每个中国公民甚至外国人都可能成为监察对象。第七、监察法第67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

两种不同制度进路的表现优劣与否？或许关乎未来相关制度的重新整合与调适。第十二、正在审议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重新赋予检察院。由于监察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因此监察立法的制度设计除了要总结、固化试点经验外，其他有关制度的安排不过是沙盘推演。第二，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的派驻或者派出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当然，实质相似的两种权力却归属于不同的名义之下，个中法理如何圆融，其实值得研究。当下已经展开的向法院、检察院派驻监察机构活动，如何与司法改革的设计保持良性协调，监察派驻机构如何与法院、检察院的纪律惩戒机构兼容，或者让监察派驻机构很好地嵌入法院、检察院中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但监察法第9条却仅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并没有规定相应的连选连任限制。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司法赔偿两种形式，而监察机关被定位为既不是行政机关，又不是司法机关。

按照监察法第12条之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第八、监察法没有规定追诉时效制度，未来若监察机关办理的监察案件超出了我国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而监察机关坚持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如何处理？这在法理上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处理过程中会让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承受巨大压力。

（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但由于监察法并未明确规定监察机关的办案期限，因此如何使监察机关对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财产限制保持在适当限度内，符合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也需要细化的法律规定。

3）、监察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本文旨在提出问题并非提出解决问题的药方。2）、监察法第22条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监察法第13条规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因为上述问题有些或许本来无解，有些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后，才能找到应对的方案。第五、监察法第8条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期限制，即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第三，监察机关能否监察人大代表？对此，监察法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监察机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的具体途径是什么？理论上除了通过监察活动，敦促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权威外，是否还应按照立法法的安排，给予监察机关法律案的提起权和合宪性审查的提请权，其实是制度设计的应然之意。

（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若监察机关并未全面移送时，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利时，可否直接向监察机关申请调集证据，或者可否提出申请，经由法院、检察院来调集相关证据，亦需充分研究相关的程序制度问题。

包括：（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上述法条所指派驻机构名称如何确定，派驻或派出具体方式是什么？对派驻机构的授权方式是普遍的规则授权，还是具体的临时授权？监察法的有关表述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实操性。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主持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也仅提到可以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机关公务员可以监察。其理据在于：1）、监察法第15条已明确规定是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从此两种不同的职务犯罪，一种由监察委调查，不是刑诉法调整，律师不得介入，一种由检察院侦查，由刑事诉讼法调整，律师可以依法介入。在没有充分把握之前，监察机构当戒急用缓，保持权力行使的谦抑。

如果此条被解读为监察委仅仅依凭反腐败的主观想象，无需个案的客观关联，即可随意启动任何调查，那任何人的权利空间不过是纸糊的篱笆遮挡而已。第十、监察法第25条规定：查封、扣押的财务、文件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予以退还。

按照代议机构自治的一般原理，国外或境外的监察机构一般不把代议机构的议员纳入监察范围，但由于中国5级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大代表，如果一刀切地将人大代表排除出监察范围，会使监察范围出现一个大的缺口。这会导致逻辑上可能出现，具有很高等级级别的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最后只是交由基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基层法院来进行刑事审判。

这里的立法意图是什么？需要有关权威解释机关做出说明。由于各个具体犯罪的涉案人员因具体案情不同而各有不同，因此监察法第15条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人均有可能成为监察对象。

以笔者有限的理解能力和对监察实践的不完全了解，笔者认为下述有关问题是亟需破解的法适用难点问题。第六、监察法第53条规定了各级人大对监察委员会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方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这是一种富有深意的制度竞赛安排。近年来，各级人大会议举行期间，纪委部门均派出会风巡视小组，这对提高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意识，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是否可由人大自身成立独立的纪律惩戒机构、健全完善人大代表参会制度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深度介入人大会议事项，与监察法不直接规定监察人大代表的立法意旨似乎并不完全契合。

第十一、监察机关是否应该拥有监察法规制定权、法律议案提起权和合宪性审查的提请权？在我国宪制架构下，原有的中央国家机关都有广义的立法权，即国家军事委员会可以制定军事法规，两高可以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法律，若不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这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制地位不符，也使因监察法本身制定的简约带来的具体因应性的不足无法及时解决，同时还造成将一切监察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目标难以完全落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监察法并未直接规定共青团、工会、妇联、法学会、律师协会等组织的相关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

本条所列举的人大监督监察委的手段是否包括或者是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所规定的其他监督手段，比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监督法与监察法在法适用中的具体位阶关系和衔接都需要具体研究。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已于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从而为这项涉及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和已经全面展开的监察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该规定也拓宽了监察的对象范围。